上周,在编辑部发起了有关海外疫情的讨论后,我们收到了太多太多来自海外读者的留言。其中一位身在纽约的匿名读者,用一句话概述了她的现状:「一个月前焦头烂额地担心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一个月后焦头烂额地担心自己和身边的人。」就在同一片天空之下却不同时区里的人们,现在究竟经历着什么?也许,要先从这句话说起:「不是该不该戴口罩,而是敢不敢。」
戴口罩要偷偷用围巾挡着?若隐若现的亚裔歧视。上周,我和在英国读书的朋友谈到疫情时,她说了一句话:不是该不该戴口罩,而是敢不敢。前一天,她所在的城市确诊的一例新病例,和她的学校仅有 8 分钟的步行距离。尽管如此,周围仍然鲜少有人戴口罩。因为担心异样的目光,她选择戴了口罩以后,再穿上高领毛衣进行遮挡。一位人在西班牙的读者,戴着口罩准备坐公交去学校时,司机把车门直接关上了,导致手被车门夹到。留英学生 Dorris 则告诉我们,她最近有一次去礼堂上课,因为戴了口罩,她所在的那一排以及前后排都没有人敢来坐。为了不靠近她,来上课的同学甚至选择了坐在台阶上听课。
而前几天,在美国波士顿的 Fallin 在去实验室的路上,遭遇了恶意的推档。他表示自己不会忍气吞声,在寻找校警无解后,寻求导师与校长的帮助,启动了指认流程。“我想为亚裔族群发声,不想他们再受到伤害。”关于这一点,在巴黎工作的 向我们分享了自己矛盾的心态:街上大部分亚洲面孔戴上了口罩,在当地生活的自己反而很小心翼翼地不敢戴口罩,生怕被另眼看待。现在,法国政府正在大力宣扬洗手和打喷嚏时用手肘捂住口鼻,而几天前,口罩变成了需要医生开证明的「处方药」。她还发现,很多法国人在坐地铁时会用围巾围住口鼻。但在 看来,「除了药局门口贴出的口罩和免洗洗手液缺货提示之外,没发现疫情对他们过大的影响。」浏览了更多的留言后,我发现,戴口罩的敏感在欧美地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有来自德国、荷兰的多位读者留言,表示自己理解「戴口罩矛盾」是一种文化差异,而媒体一般都只喜欢报道偏激的故事,他们希望我们可以在文章里表达,也存在很多像他们一样,至今完全没有遭受歧视的华人。“如果遭受歧视,一定要当场反驳、报警,或马上请求帮助。” 这是他们的共同建议。“我害怕,但是我更害怕身边人的态度。”随着海外确诊人数的不断上升,对于另一部分华人而言,身边的人对待疫情的态度,才是真正恐慌的根源。受到疫情较大影响的意大利米兰,昨天开始了封城。「米兰隶属伦巴第大区,伦巴第现在相当于武汉,感染人数最多。」一位在米兰留学的读者如此说道。目前已经被停课了的她,除了对疫情的担心,让她感到无奈的还有本该在 3 月底就能结束的答辩。「每天除了等待,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在等待里,她看到的现状是,有人回国了,有人选择留下,有歧视,但善良的人占多数。眼看 4 月房子到期,还要找地方搬,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能答辩,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关于留学生包机回国、向学校申请停课的新闻。因为前段时间英国议员宣称将在被称为「最大的皇家公园」的海德公园建造停尸间的举措,引发了英国的华人留学生的愤慨:「赢则硕士毕业,输则海德公园。」
上周,英国留学生也开始了集体停课的请愿,请愿人数超过 10 万人。
但留英学生 Rola 对此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就算请愿通过,「也只会变成一个提议或是辩论的议程」。
她更担忧的是,现在不去上课的话,留学生 T4 签证会受到影响。「那我可能剩下的学业都不可能完成了。」
在纽约留学的 Nuo 也表示,就算学校同意了对部分课程开设网课,在不停课的情况下,部分专业的学生仍然要返回工作室进行作业,否则功课将落下太多的进度。
这几天,Nuo 的同学也开始讨论是否要回国。
在她看来,确实国内现在对疫情很重视,也更安全。「但我们也不确定自己是否健康,也不想给国内二次输入病毒。」
在德国的华人医生:“我可以理解一些当地政府的决策。”
连日来,海外各国、特别是欧美政府的应对方式,包括宣传不需要戴口罩、不取消集会、不像中国一样停工停课等,令许多中国人颇为不解。
逐渐地,我们看见在国内的网站上,甚至陆续开始出现一些嘲讽的声音。在许多人的理解里,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疫情面前多少表现得有些「无为而治」。
我联系到了一位在德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工作的华人医生。
她告诉我,她的医院在数日前已经决定,停止除急诊手术外的一切手术——以留出更多的床位来应对可能爆发的疫情。
她向我介绍,她的医院是政府直属,任何一个决策事实上都表现了当地政府的意志,停掉几乎所有的手术,其实已经意味着进入了非常紧急的状态。
而向公众宣传不用戴口罩、只要勤洗手或者没有像中国那样要应收尽收,只收治重症患者,让轻症患者居家隔离,这些事情在这位医生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告诉我,首先口罩在全欧从来都不是一样常备的东西,而且在中国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欧洲就已经向中国捐出过数目庞大的口罩,所以如今口罩已经非常紧缺,连医院都无法获得口罩,更不用说普通人了。
所以,政府如此宣传,有可能是在产能无法配足情况下的一种安抚,否则造成大规模的恐慌,后果也更为严重。
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人口密度都要比中国低得多,而且年轻人与老年人居住在一起的情况也相对较少,所以让轻症患者居家隔离,将有限的资源分配到重症患者的身上,在她看来,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中国当时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病毒是完全未知的,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说,我先行一步,我卡断它。现在我们对它有了一定的认知,万一要真的像 SARS 一样的话,现在全世界也不是这个情况。」她说除了和这位医生的谈话外,我们也在后台见到不少对各国应对措施表示理解的留言,比如有一名在加拿大的读者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加拿大人还为政府封城一事对我表示“同情”。」这位读者所处的地区,有些医院公开张贴海报表示:「如果你咳嗽,发烧,不要来我们医院。」必须诚实地说,看了、听了这些表达理解和支持的观点之后,我仍然没有真的被他们说服。但另一方面,我也在提醒自己,也许只不过是我始终无法把自己的思维脱离出我们惯常的语境里。或者就如德国医生所言:「你没有权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嘲笑人家,说抄作业都不会抄之类的。题都不一样,他怎么抄你的作业?」
也有华人,在尝试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
刚才提到,在纽约留学的 Nuo ,最近其实一直在忙碌着。她前几天联合几位留学生同学,制作了一份停课请愿书。他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并且在 Instagram、朋友圈和学校贴吧上都发了帖子,号召所有留学生一同加入这个计划。在此之前,她曾经给学校的教授发邮件,要求每天消毒她所在的工作室。邮件发完的第二天早上,教授就给同学们开了早会。教授表示会尊重他们戴口罩,而且尽量消毒公共区域,并为工作室配备了很多洗手液。请愿书制作完成后,Nuo 打印了十几份,带着去参加了学校有关疫情的讨论会,她原本想着在会上可以面对面和学校负责人交流,同时获得美国学生以及其他国家留学生的支持。事与愿违。讨论会上,她获得的是校方敷衍而官方的回答。校方重复说着 CDC 建议不戴口罩,并且校园没有案例,只要勤洗手就好。而其他国家的同学也没有对此事表现出特别的热情,甚至有一些美国同学嘲笑他们,认为他们「歇斯底里」。Nuo 心灰意冷,如今每天坚持在外国同学异样的目光中戴着口罩,以此表达自己的态度。在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中国学生会前不久举办了一场关于种族歧视的研讨会。这个学生会的核心成员主要是中国学生和二代华人移民,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学生。
这场研讨会举行的背景是,荷兰 Radio10 电台公开调侃中国疫情,并且发表种族歧视言论。
这场研讨会一个有 20 多个人参加,我们的读者 Emily 是其中之一。研讨会上大家分享了一些在荷兰遭遇种族歧视可以怎么做的办法,Emily 参加了以后在朋友圈总结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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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前文提到的德国华人医生,在上周四给她所在科室同事做了一次关于此次疫情的报告陈述。
他们医院规定每周二、周四为例会时间,医生轮流作工作报告。她的报告时间原本排到了下个月,她特意和同事商量,把排期调整上来。例会报告,每位医生通常时间是五分钟,在此期间,科室主任往往会兴致缺缺地玩手机。而她的报告整整做了十五分钟,全屋的同事人人全神贯注,脸色肉眼可见地在十五分钟内变得越来越沉重。特别是当 ppt 展示到医护人员感染率,以及两张新冠肺炎病人肺部 CT 图时,大家的脸都耷拉了下来,「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严重。」有同事这样讲。华人医生感觉到了德国社会普遍的不重视,她认为事情肯定会越来越严重。和几位同样在德国的华人朋友聊过之后,她才决定要在例会上向同事客观地陈述新冠肺炎的真实情况和数据。在做报告用的 ppt 之前,她曾经焦虑得哭了起来。但研读完专业论文、作完报告后,知晓了病毒没有她想象中的致命,而且唤起了同事的重视,她变得轻松了许多。她的行为难免会令我想起李文亮医生。在对她的采访里,她自己也提起了这位医生:「我觉得李文亮他其实不是从一开始就想要当一个英雄,没有那么多英雄可以当的。他只是说出了这个事情很危险,我要告诉我的同事,我要告诉我的同学,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会这么做。」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做?
面对着歧视,面对着与国内迥乎不同的防疫措施,面对着身边人与自己之间巨大的认知偏差,我会怎么做?
我想,除非我已经实际处身在这些国家的具体语境之内,否则不能不负责任地作出假设性的回答。
想起在一个月前,我们曾经采访过一群因为疫情被困在国内无法回到学校的留学生,标题是《疫情中,那些“回不去”的中国留学生》。
一个月后,我们接受到了大量的留言,都来自那些想回来、或者回不来的海外华人。
世事无常。
「多年以后,要怎么回忆这一年的春天?」
希望各位在此刻坚持着我们难得的勇气,多年后,再一起回首这个问题。